换言之，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对提请备案的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不可否认，人权法学的发展与法理学、宪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人权法学的发展不能沉溺于对这些学科的寄生之上，毕竟不同学科研究人权问题的视角和范围显有区别。人权是在人类社会进入以法律为基本治理方式的时代之后产生的。

阿玛蒂亚#8226;森在论述自由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发展本身可被看做是扩大人类一般自由的过程，扩展每一种自由必定对发展做出贡献。④人权法学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这取决于其学科的构成与形成方式。4.比较分析方法 严格来说，比较分析方法并不是和上述研究方法平行的研究方法，但它在法学研究中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这种研究对象的认知模式，带有科层式治理的等级分明、专业固定、研究方法条理化和工具化等特点，各法学学科只需要按照自己的专业话语和研究范式来解构和重构人权法问题。胎儿等自然人的特殊形态，以及法人、民族和集体等人的拟制形态，也逐渐获得人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

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权利问题的研究总体上具有规范分析的自觉，隐然形成了权利释义学。⑤再如，‘人权法学是一门以研究国际人权法、具体人权和人权理论三者关系的规范学说。通过将环境宪章纳入宪法序言，并与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并列，突出了环境权对自由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承继性，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

在2002年6月5日部长会议上，希拉克正式将制定环境宪章提上日程，6月26日部长会议正式任命成立了由古生物学家科庞（Yves Coppens）教授担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环境宪章。[25] V. la 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8-724 du 23 juillet 2008 de modernisation des institutions de la Ve République. [26] Kosciusko-Morizet, N. Rapport relatif à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Première lecture, no.1595, Commission des lois, 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2004, pp.109-111. [27] V. Décision n° 2013-346 QPC du 11 octobre 2013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28] 该条的重要性在规范视野下易受忽视，实际上该条体现了法国宪法传统中的极权主义因素，大革命并非单纯的政体革命，而毋宁是社会革命甚至是心灵革命，它要改变的是人的心灵，而教育（确切说是由国家统一提供的教育）就是成为至关重要的手段。因此，希拉克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即将届满的2001年5月首次提出制定环境宪章的主张，一个暂新和重大的使命正等待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让法兰西成为21世纪新伦理和新生活的新试验场。该委员会由18名成员组成，在通过听证会、互联网等途径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于2003年4月8日提出了环境宪章草案。

就此，中国学术界仍然存在一定误解，比如认为其对宪法环境权‘主观权利化的努力，目前尚无明确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案例，并未具备直接适用的司法效力，[33]并进而完全否定宪法环境权条款的直接效力和独立性。显然，第7条的程序性权利受到宪法委员会高度重视，其次是第1条的实体性权利，此外，宪法委员会围绕环境义务、风险预防原则、公共决策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作出了宪法认定。

[10] Ordonnance n° 2000-914 du 18 septembre 2000 relative à la partie Législative du code de l'environnement. [11] V. Article 1 de la 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5-205 du 1 mars 2005 relative à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12] Henry Buller, H., France: getting between the vertical,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Europ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eds A. Jordon D. Liefferink,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94. [13] 魏健馨：《宪政生态主义评说》，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27页。新《环境保护法》第4条已经将保护环境上升为基本国策，而且将原来的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改为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由于立法者在环境立法过程中只看到了国家环保职责，而没有看到宪法的人权条款，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人权的确认和保障仍不充分。以较有争议性的风险预防原则为例，虽然在宪法高度将其明确化是全球首例并极具开创意义，但不得不承认风险预防原则尤其是其扩大适用也有负面影响，如给经济造成沉重负担，为法院带来诉累并使其介入环境决策过程，使环境决策权落入非民选法官或环境技术专家手中，损害环境公共问题决策应由民选部门作出的共和传统。

如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环境及其保护在法国的概念化具有本土性和本质上人道主义的焦点（territorial and essentially humanist focus），俨然有别于欧盟所奉行的环境及其保护概念，后者强调的是无差别的科学和规范标准。其实在环境宪章制定以前，法国已经存在较为完善的环境立法，并且根据2000年9月18日法令[10]逐渐编撰出较为系统的环境法典，整合了议会的环境法律和政府相关法规。因此，环境宪章将环境人权与既有的环境公共利益和国家环保职责对接在一起，并赋予后者终极正当性。最后，他承诺在法国建立更具安全性的环境管制措施，比如转基因产品进口的管制程序。

具体而言，环境权入宪可以有释宪和修宪两种方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法国则专门制定了一部系统且完整规定环境保护的宪法文本即2004年环境宪章（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de 2004），它堪称当今世界生态宪法的典范。

序言主要宣告了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具有普适性的当代环保理念。按照这一思路，可以将环境法所规定的国家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职责理解为国家对环境人权的义务，即国家通过保护环境来实现其对环境权的义务。

[12] （二）环境宪章的基本理念 环境宪章的根本理念是生态人道主义（écologie humaniste），它将最新的生态主义注入法国固有的人道主义宪法传统中。由于立法过程中的缺失，环境人权未能成为指导国家环保活动的根本准则，环境权的救济机制也面临一定障碍。从适用情况看，环境人权有时独立成为审查依据，有时与平等权[22]等传统宪法规范相结合充当审查依据。[20] N. Chahid-Nouraï, La portée de la Charte pour le juge ordinaire, in AJDA, 2005, Chroniques 1175. [21] 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院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2页。2005年宪法性法律扩大了宪法序言所确认的法兰西人民庄严宣告恪遵的对象范围，即修改为1789年宣言所明定和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与补充之人权和国民主权诸原则，以及2004年环境宪章中所明定的权利和义务。比如第8条规定的环境教育，[28]在宪章刚刚获得通过的2004年，总理通令就要求各级中小学适用宪章第8条，从2004学年开始，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普遍化。

不过与传统人权多具有在法律上可区分的客体不同，环境作为环境权的客体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典型的公地。由此，环境公共利益与环境人权高度契合在一起，正如学者所言，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保护目标的环境权利理论，可以为环境权利的独立存在提供正当理由。

（一）环境权是宪法环保条款的核心价值 环境权是宪法环保条款和整个环保事业的核心价值。从内容上看，宪法审查判决所援引宪章条文的情况不尽相同，31项宪法审查判决所援引宪章条文的频率依次为：序言两次、第1条七次、第2条四次、第3条六次、第4条五次、第5条五次、第6条七次、第7条十七次，第8、9、10条零次。

在进入宪法序言之后，环境宪章与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并列，共同构成法国权利法案的三个支柱，三个文件依次宣告了自由权与政治权、社会权和环境权三代人权。[20]前述分类本身具有合理性，但条文的具体归类则仅得到了实践的部分印证，因为宪章的效力等级和实施程度直接取决于其被宪法委员会援引进而充当宪法审查依据的程度。

希拉克以前的历届总统都对环境问题缺乏应有关注，环境部门在政府内阁中也一直不受重视。其实在法律传统上看，中国法具有与法国法类似的国家主义倾向，体现在环境法领域，相关法律规定较为重视国家的环保职责，而轻视个人的权利。按照希拉克的说法，选择生态人道主义，是进一步将人放在一切计划的中心，并使人能够承担对其尊严的责任。但基于环境权的价值，不能认为国家是环境公共利益的排他性保护者，除国家以外，任何个人基于其主观环境权均应当能够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等法律行动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因为环境公共利益与其个人的实质性环境权息息相关。

比如中国宪法的环保条款最早见于1978年宪法，随后在现行1982年宪法扩展为两个条文，均为国家环保职责的表述。从一般意义而言，尽管环保条款在各国宪法中表现为不同类型，但国家所承担的环保职责最终都会落脚在人权保障这一核心价值之上。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首次引起有识之士关注，人们不仅从环保本身出发，也从人权和人道主义的高度来考虑生态平衡问题。1970年的阿尔芒（Louis Armand）委员会报告《为了环境的一百项措施》（100 mesures pour l'environnement）[3]作为官方文件全面提出了应对环境问题的对策，并在其中最早承认获得健康环境的权利，该报告直接导致蓬皮杜总统在1971年创立环境部。

（二）宪法中的环保理念应当切合实际 环境人权是宪法环保条款的核心价值，这表明了一种基本理念，即宪法环保条款的指导思想是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环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的尊严得到更好的实现，避免因环境污染而使人类在尊严上受到贬损，因此，它基本上是一种弱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完全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三、法国环境宪章的效力与实施 （一）环境宪章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 环境宪章作为宪法规范当然具有最高效力，但其效力的发挥和内容的落实则须具体考虑到各个条文的内在特点。

在一般意义上，由于环境权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宪法确认，环境权的司法救济将是二十一世纪环境权研究的重心。[32]尽管近几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论的提出，环境保护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但亦不能走向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在起草过程中，希拉克曾两次直接介入并决定重要议题。环境法在传统上基于环境公益而强调国家环保职责，这种偏颇由于环境人权的宪法化而得到纠正。

（二）制定经过 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希拉克按照竞选承诺推进制定环境宪章的工作。Ségolène Royal、édouard Balladur，1995年）。

[36] 常纪文、焦一多：《新〈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突破、缺陷与实效问题》，载《中国经贸导刊》2014年第18期，第53页。（三）环境宪章的主要内容 环境宪章对环境人权进行了人类宪法史上最完整和系统的专门论述，显然比中国宪法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零星环保条款篇幅更长、结构更完整、内容更系统。

第二次是2003年4月，专门委员会对宪章草案是否将风险预防作为原则存在分歧，希拉克基于委员会请求最终作出肯定选择。委员会主席Louis Armand（1905~1971）是法国著名工程师、政治家，曾以个人名义撰写环境白皮书并提交总理，其环境白皮书对委员会报告的内容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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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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